前不久,来自苏北农村的
2015年,继江苏、贵州、天津三省市上调普通高校学费标准后,全国又有11个省份再度上涨大学学费。与此同时,国家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和措施。一边是日益上涨的学费压力,一边是不断完善的资助政策。如何真正用好政策使其有效执行?如何在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体现更多的公平与透明?从2013年开始,
部分非贫困生通过认定——“主动贫困”导致公平缺失总体说来,高校资助政策为“寒门学子”解了燃眉之急,认定工作也大体是公平公正的。调查显示,有88.9%的受助者对高校资助政策满意或比较满意。
然而,由于大多数资助属无偿性质,导致部分家庭经济并不困难的学生主动要求通过认定,以及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有所改善的学生,主观意愿上不愿退出资助政策系统,这些“主动贫困”现象的出现,严重浪费了有限的资助资源,且造成了公平缺失的资助环境。调查显示,认定政策执行过程中,21.4%的政策执行者认为加盖公章的过程普遍存在人情关系。
与此相反的是,因“寒门学子”对影响人际关系的担忧、对暴露家庭情况的抵触,家庭经济困难却不申请认定或资助的现象依然存在。87.4%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以上情况的同学,62.0%的受助者与65.3%的政策执行者认为“对暴露个人或家庭隐私心存顾虑”。
“高校资助政策追求的效率目标与价值目标经常处于相互对立、冲突的状态,给政策正义的实现带来两难困境。”扬大
指标繁杂、难辨真伪、不能量化——多重原因致“认定”变“人定”
调研团团长杜冰越在调查中发现,资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很多指标存在过于繁杂、难辨真伪、不能量化等问题,在文本指标的模糊理解和自身主观动机的影响下导致
翻开《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调查发现数十项内容需要申请者填写,涵盖了“家庭所在地”“家庭人口数”“孤残”“单亲”等详细信息。“表面看起来面面俱到,实际上指标繁杂得让申请者无从下笔,更让认定者无法公正比较和判断。”杜冰越说。
杜冰越告诉我们,调研团的同学曾经拿着一份虚构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来到地方民政部门和街道社区居委会请求盖章证明,竟然一路绿灯。“信息核实太难,难道要我们去他家里到处看看,再采访采访邻居?再说,盖章就是做好事,何乐而不为?”一位基层民政工作人员如此表示。
而一旦地方主管部门“放行”之后,审核认定的责任就转移到高校。调研和访谈表明,“定期进行资格复查”的方式以“学生座谈会”为主,“家庭所在地实地走访”的只有17.9%,“与地方民政部门核实”的占25.8%,还有7.3%的执行者“从不核查”。“特别是大一新生刚进校,短期内对其信息进行核实认定非常困难。”刘佳表示。
除此之外,学生家庭贫困的原因非常复杂,无法用一把尺子来准确衡量,“客观标准模糊而不具操作性,有时只能用自身的经验对信息进行甄别分类。”刘佳说。
制定贫困学生评估指标体系——用量化
“今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认定轻松多了,新制定的量化评估体系清晰明了,操作方便,用
王蓓所说的就是该院去年开始试点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估指标体系”。据了解,该体系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情况量化测评指标体系”,占测评比重的70%,分设家庭成员状况和学生生源地两个“一级指标”以及父母劳动力状况、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子女上学状况等7个“二级指标”,并设定不同的参考权重;第二部分为“民主评议”部分,由班级组织开展,占测评比重的30%。参与认定工作的师生根据其学习态度、个人品质、日常生活消费行为进行“民主评议”,评定标准均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赋予合理分值。
“测评结果由两项分数相加所得,原则上分数高的同学优先考虑受到资助。”刘佳指导设计了这一评估体系,但她一直强调,“这个评估体系只是一个重要标准,不是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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