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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深改组召开会议，明确要求推进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自90年代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国人的梦想，这亦不是首次强调了。之前的政策包括加大高校的资金投入，推进学校的规模化和兼并，以及重点列出支持一批高校等，但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激增，2013年的总数是41万多，其中大部分是去读大学或研究生，且自费生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它反映了中国民间财富的增长，也证实了中国当下高校教育质量的低下。有实力的家庭宁愿花远高于国内十几倍的费用，去购买国外高质量的大学教育，送子女远赴重洋，出国读书。有数据统计认为，仅2013年，中国留学生带给美国的经济收益就高达240亿美元。需求大增，却在国内得不到满足。如何提高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建造世界一流大学，近年来自然引发教育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

【大学的本质】

从表象上看，大学(教授)的职能主要有两项，一是教学，二是研究。学生(家长)交学费，来“购买”教授掌握的知识及求知的“方法”。因此，大学是一个知识交易的平台。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生“购买”的这类知识，往往不是个体实践中累积的经验性知识或技校职高之类出售的技术性知识，而是跨时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原理性或基础性知识。大学正是专门生产(研究)并出售(教学)这类原理性知识的机构。“买方”(学生)和“卖方”(大学)是成交这些原理性知识的呢？

一个矛盾在于，学生是因为“无知”才来求学，既然“无知”，他们(家长)又怎么知道大学教授传授的原理性知识质量高低，值多少钱，报多少价才“合理”呢？市场的演化是通过大学的“品牌”以及所属院系的“排名”来解决的。即大学培养出的毕业生质量如何，毕业后的社会成就会逐渐给出反馈，并形成大学的声誉或品牌。毕业生在首次求职时，雇主也往往根据他们毕业的学校，做近似的替代度量，认为名校毕业的学生，质量要高一些，而给出较高的薪酬。如此，学生(家长)在选择大学时，就有了依据。名牌大学，学生(家长)愿意出高价(高考成绩高、学杂费贵或两者的合成)购买。

以“品牌”或“商誉”度量商品质量的高低，市场上常见，并不稀奇。而原理性知识交易的重点是大学内部如何给教授们开工资，为他们生产和出售的原理性知识合理“定价”。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准确度量教授售出的服务(知识)水平的高低。任何一项商品或服务，若质量无法度量，则无法定价。教授们出售的知识也不例外。

教授们劳心费力，习得或研究出的这类原理性知识，多数不能以具体“商品”实物的形式呈现并出售，故很难直接由市场定价。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科斯的“科斯定理”，皆是人类行为研究的重要“成果”。这类知识可以大大降低社会选择的成本，造福全人类。若论产出贡献，一个科斯可能抵得上千百个亿万富豪，但科斯却并没有因“科斯定理”的发现而成为富豪。而随着近代知识新的需要，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化，若不了解这些原理性知识生产的细节和既有的积累，很难判断其“质量”，即究竟是不是重要的创新或创建。所以，要度量教授们出售的这些原理性知识的质量，离不开“同行评价”。一个高能物理学家的科研教学水平，非学科内的专业人士，是不能也不应妄断的。故所有的大学，无不以相关学科和专业组成学院，而学院或系构成大学的主体，即是此理。像在美国，相比于学校的名气，学生更重视的是院系的全国“排名”(虽然排名的变量选择及权重多有争议)，也是明证。

知识的交易随时都在发生。而大学的本质，则是为度量和出售并不能直接在市场成交的原理性知识，而演化出的一套“同行评价”制度。只有明白了这点，才能把脉中国大学，确定改革的方向。

【傻子度量法】

尽管对一些人来说，求学本身是种乐趣，有(精神)收入。但对整个大学系统的教授而言，学问论英雄，所拥有的知识量的高低要与其薪酬匹配。学问好，收入高，且能获得同行们的尊重，才能构成正确的激励，培养出好的学术氛围，促使他们把精力主要用于知识的生产和教学上来。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借助“同行评议”，由所在学科的“权威”对其所拥有的知识量进行评判“打分”。

也就是说，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称的评选，各级教授收入的高低，要由院系里的“权威”教授一个人或几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裁决。这是“教授治校”的真正含义。教授治校，并不是说大学的重要事务均有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并决策，而仅是指“同行评价”，对教授们的知识量进行“排列”并“定价”。负责招生与筹款，大学基金的保值增值，学校品牌建设以及其他行政性事务的校长或学院院长，不能去干预，而是去协助建立这种“同行评价”，是所谓“学术独立于行政”，也是大学的性质决定的内部分工逻辑。

据张五常教授介绍，越战前美国的高校基本上是“同行评议”。像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施蒂格勒的话有分量；经济学系弗里德曼的评价最重要；而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的主要话事人是阿尔钦；西雅图华大经济系则是诺斯和巴泽尔。但随着越战的爆发，年轻的教师们不服这些资深教授的“武断”，而要求客观、简单且争议性较少的度量标准。于是发源于美国二流大学的论学报、数论文的标准开始在美国高校蔓延开来。

不同的学报等级给不同的权重，然后论发表文章的数量，后来发现数量多不代表质量优，就进一步引入论文的引用率指标。这样的一套替代“同行评价”的度量标准，看似客观，争议较少，但却严重“失真”。比如，有的发现综述性文章引用率高，就多写，“自引”或相互“引用”等。这种替代，本质上是以三流的学报编辑的品位和学识替代“权威”度量，并不能达至目标。“数论文”准则普及后，像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戴维德教授，一生很少著述，但却因说过一些重要的话，仅以“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而被聘为教授；或像张五常那样，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到西雅图的华大就直接被聘为薪资最高的教授的现象，基本在美国高校绝迹了。

“数论文”这套标准在80年代传入香港，在90年代传入内地，并迅速普及开来，变得比美国还“美国”。论文，科研项目就按个数数，质量考核就按发表刊物的行政级别论。所谓的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和一般刊物，往往对应的不过是不同的办刊单位级别而已。而能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就更“高级”了，计算的权重加大。长沙理工大学的朱锡庆教授戏称这套度量标准是“傻子度量法”，即“傻子”都能以此计算出教授们学问的“高低”了。

因为此标准在度量中严重“失真”，为晋级，高校中就出现了种种“乱象”。比如论文造假买卖成风，抄袭剽窃案层出；学报编辑则成为了“座上宾”，花钱买“版面”成为不成文的规则；高校教师不是把精力聚焦在如何生产新知识上，而是放在如何更多更快地发论文上等。尽管财政近年来对高校的投入增长很快，却离建造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傻子度量法”之所以在中国迅速被铺开，不仅仅是国人没能明白大学的本质是“同行评价”，而盲目照搬美国标准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与中国大学的“公办”产权暗契。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大学基本是由公共财政出资兴办，由各部委或地方政府直管或共管。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属官僚系统，由政府委派或任命。大学校长本应是“教育家”，其产出贡献由毕业生的素质，由教授们生产出的新知识来度量，要靠“市场试”。

这些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也要面临考核教授们知识高低的核心问题。在行政逻辑下，越简单，越少争议的考核标准，对校长、院长们来说，成本最低，也最安全。因此，“数论文”的量化标准在“公办”的产权约束下，一经引入，就迅速普及。由于如何考核教师们的“教学”水平没能找到类似的客观量化标准，会引发诸多争议，有的高校甚至完全放弃“教学”，而只考核“科研”。在此准则下，善于教学而不善于投机专营发论文的教师，反而会被淘汰出局。媒体报道过的上海交大死于肺癌的晏才宏先生，以及浙大被辞退的朱淼华先生，皆属此类。

【改革的方向】

仔细研究美国的高校即可发现，绝大部分名校都是私立的，原因何在？就是上面分析的，公立的高校往往要按照行政的逻辑走，筛选不出真正的“教育家”。这道理与国企改革的逻辑类似，无论国企如何“抓大放小”或引入“混合制”，总是存在出资人功能缺失，企业家不能真正到位的难题。且由于产权“公有”，在资源的运作中，或多或少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租值耗散。

经上面的分析，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内容已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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