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消息震惊了教育界，那就是高考又要统一命题了。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将扩大高考统一命题试卷地区范围，今年新增3个省，明年再扩大7个。到2016年，全国将会有25个省市使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试卷。

此语一出，站在维护公平的角度，线上线下都掀起了大讨论。不少支持者认为，同一张卷子有更大的可比性，对于异地高考而言，不仅方便了考生报考，还保障了公平性。反对者的观点也很鲜明，在分省录取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统一试卷带来的依然是“北京考生少外地考生100分，就可以上北大、清华”。

历经多年分省自主命题，高考命题又要走向“大一统”。要如何看待分合背后的逻辑呢？

“摁住葫芦浮起瓢”

因高考录取分数线悬殊，青岛三考生状告教育部的余温，至今仍未散尽。事过14年，由高考引发的教育公平性问题已成为大家持续关注的话题。其中，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人士为异地高考奔走，并基于高考移民的现状再次提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此次“统一命题”的支持者高达六成以上。试想一下，如果全国25个省市使用的是同一张高考卷子，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对命题成本、部分地区的命题水平固然会有更好的把控，但这几年分省命题探索的部分成果将付之流水。”福建省某中学语文教师王慧说，以她最熟悉的语文为例，分省命题时语文卷曾采用福建籍散文家梁遇春的散文、福建邵武的爱国诗人严羽的《江行》作为素材，“为了照顾全国卷的需要，这些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试题势必会消失，没有了‘指挥棒’的约束，下一代对本土文化的继承也会更加漠然”。

尽管这几年频繁接触的是地方卷，但全国卷留给王慧的印象依然是“简单”。当年，她高考时采用的就是全国卷，“考题比模考时简单，但不能很好地拉开考生水平”。然而，“同样一张试卷，东部省份的一些考生可以在一边学习一边学钢琴、绘画的状态下轻松完成，西部省份的考生就必须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地备战，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考高分”。那么，究竟是谁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呢？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将随后可能产生的问题形容为“摁住葫芦浮起瓢”。

“就算统一命题的话题结束了，明后年教育公平的话题又会甚嚣尘上。”卢晓东解释说，如果采取统一命题，教育部很快就要面对人们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北大、清华等高校在全国各省市不是同一个录取分数线？”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按照历史情况，成绩最好的学生一般出在东部和经济发达省份，这就意味着北大、清华的绝大部分名额将被这些省份占据。如果采用同一张卷子、同一录取分数线，教育部还必须去调控各省市的招生录取指标，调控的理论根据很难找到，这势必又掀起新的论战。

主动权在谁手中

就在袁贵仁发言的3天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的解释给人带来了新视听——高考统一命题并不意味着全国采用同一张试卷，而是采取“一纲多卷”。

钟秉林对“一纲多卷”的解释是，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商，根据国家考纲和教育教学基本要求，以及各省市基本教学情况，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命制一套相对独立的试卷。

得知钟秉林的解释出来后，卢晓东宽慰了一些。在他看来，“纲”有较大的弹性，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如果能给各省市命题较大的发展空间，让命题的主动权掌握在各省市，对2003年之后形成的稳定的高考格局可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反而会逐步改进高考弊端。例如，帮助不同省市缩小命题水平的差距，进而提升高中教育质量。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高教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结合教育部数月来关注的焦点，将命题权力上升至国家考试中心，主要还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因为“完全意义上的专业评价必然会‘去政治化’，只是单纯地考虑对一个人的评价”。

同样持观望态度的还有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他认为，不管是全国采用同一张卷子，还是一纲多卷，对于主管部门而言都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举动。由于高考命题权是整个评价权中最关键的权力——命题权是教学的指挥棒，规定全国25个省市使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试卷，即意味着主管部门重新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对其利大于弊。

但是，高考命题权反复为主管部门把持，这会是一件幸事吗？

出路何在

2004年堪称分省命题最红火的一年。当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9省市开始了相关探索。高考命题也由此走上了自主命题的快车道。

如何评价多年来自主命题所取得的成绩？卢晓东认为“基本成功”，如上海的基础教育质量按照各种指标评估都很优秀，当然，这与其最早自主命题紧密相关。

面对如今“一纲多卷”的提法，他表示，主管部门提及的自上而下“统一”呈现出一定的“任性”，应该促进自下而上的合作。比如，教育质量相近的上海、浙江、江苏的命题机构可以通过相互讨论，形成统一高考；命题水平相对落后的某些省份，也可以邀请国家考试中心的专家帮忙参与命题。

“一纲多卷依然应该坚持分省命题的思路。它是各地区对师资、教育水平达成的一种理解，而非主管部门的任性拉郎配。”卢晓东补充说，它既非全国一张卷子导致基础教育过度统一而无特色，也会避免一省市出一卷使得财力、精力过度浪费。

储朝晖则认为，学生的评价权长期由政府垄断、包办，将导致评价的技术、水平，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相对停滞。因为它无法做到像托福、gre、sat的命题机构那样，当发现有新需求、市场竞争的存在，及时、灵活、不间断地进行自我革新。

“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打破由政府评价决定上大学与否的模式。”储朝晖解释说，第三方组织负责对学生作客观评价，高校根据其出具的报告参考录取某一名考生，但并不作为唯一的录取凭证，从而避免唯分数论、打破高校“千校一面”；政府负责对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从全世界第三方组织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组织才能得以生存，而我们的高考改革需要这样的方向感。”

对此，卢晓东表示，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样的建议未必行得通。奥赛的命题权曾把握在第三方手里，但是漏题情况曾经颇为严重。高考命题权掌握在国家考试中心，一旦泄题自有刑法处置，而第三方组织泄题、判卷违规都很难涉及刑法。因此，在他看来，致力于分省命题的改进，才应是当前我国高考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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